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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北方言钩沉
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:admin 发布时间:2011-8-22 16:13:31 阅读:22024次 【字体:

陕北方言钩沉

陕北方言丰富而复杂,地方色彩十分鲜明。若从语言学的角度划分,延安南部地区属渭北关中方言区,延安以北内蒙河套和榆林地区属晋北方言区。古时候,陕北地处边荒,文化传播和变迁的速度较之中原发达地区慢了许多,方言中沉淀了一部分古汉语和古代俗语残余。同时,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,晋西北、内蒙河套、陕北这片晋北方言区的广大区域内,一直是周边少数民族内迁安置的聚居中心,五方杂处,各种外来文化与各民族风俗习惯和语言交流十分频繁,互相影响,陕北方言中的外来文化和异族语言残余,至今仍随处可闻。

大(da)

在中国的广大地区,人们多管父亲叫爸、叫爹。但在陕北以及甘、宁、青部分地区,人们则呼父亲为“大”(音达)。佳县、安塞、宜川、富县、洛川、黄陵等大部分地区“呼父曰大”。甘肃的秦安、渭源等地“呼父曰达达”,政和等县则“呼父曰阿达”。关中和渭北的大部地区也“呼父曰大”。追溯这一称谓的来源,当与羌、鲜卑、契丹等民族称其部落首领为“大人”、“部大”、“酋大”有关。

羌族是我国西北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,秦汉之际,主要分布青海南部与甘肃南部交界的地区,东汉时陆续内迁,至魏晋南北朝时,已聚居于关中渭北、陕北大部分地区,“关中之人,百万余口,率其少多,戎狄居半”。(《晋书·江充传》)前秦建元三年(367)的《邓太尉祠碑》有“统和宁戎,鄜 城、洛川、定阳五部屠各,上郡夫施黑羌、白羌、高凉西羌………”的记载。

在羌族部落中,称呼其首领为“大”“大人”“部大”“酋大”。《北史》〈〈宋史〉中都说:“羌之酋豪曰大”。《邓太尉祠碑》中有“治下部大钳铒丁比”,是说丁比是羌族部落的“部大”。前秦建元四年(368)的《广武将军Δ产碑》中,也有不少在题名之前冠以“大人”、“部大”、“酋大”的羌人姓名,如“大人白平君”“酋大夫蒙木犁”“部大张广平”等(详见马长寿《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》)羌族入居陕甘边和关中渭北地区数百年之久,对这里的文化和民族构成发生了深刻的影响,以他们的姓氏命名的村落流传至今,如蒲城的钳铒、罕井、富县的钳铒(今讹为钳二)、曲南、杜甫居住过并留下《羌村三首》《北征》等不朽诗篇的羌村等。正是因为羌人称呼其主持部族事务的首领为“大”“大人”“部大”,渐渐地居住在陕甘边、关中、渭北的百姓和后来徙居这里的鲜卑、契丹等族也将主持部族、家族和家庭事务的男性称为“大”或“阿达”,取代了父亲这一称谓。

也有的研究者从音韵训诂的角度,考证了“大”“阿达”称谓演变的情况。据有关文献记载,称父亲为“多多”(即达达,详后),始见于南北朝时期的佛经。而这些佛经的传译者,又多为西域僧人,他们最先接触的便是羌氏文化。南齐·枷跋陀罗译《善见律毗婆娑·六》中有“阿摩多多者”句。他注曰:“阿摩是母,多多者言父也”。这一称谓习惯延用到随代。隋·阇那崛多译的《佛本行集经》四五:“到已长跪,白父母言:奄婆、多多,我实不用行世五欲,愿修梵行”。音韵学研究的结果表明,在中古时代,“阿摩”、“ 奄婆”的读音与阿妈相近,“多”的读音差不多是“搭”,称父亲为“多多”,听上去就“搭搭”。后来,南方有些地方在“多”字的读音中间加了个介音“i”,发展成dia,北方则在“多”字上加了个“父”字,演变成了die。宋《广韵》曾用这个字记羌族称呼:“爹,羌人呼父也”。元代单音简称,“搭搭”始写作“大”。元·张国宝杂剧《罗李郡》四:“还不够一两日,他将唾盂儿不见了,必然递盗与他大的拿去”。明·沈榜《宛署杂记·民风二·方言》:“父曰爹,又曰别,又曰大.”(见王克明《听见古代·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》,中华书局2007年)如今,陕甘、宁、晋的民众呼父曰大 曰爹,呼夫家之母曰婆婆,西南汉藏语系羌语族的一些少数民族呼母曰阿妈,吴堡、佳县一带群众呼父曰dia,都源出羌语,又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。这便是呼父曰大的源与流,也是羌、汉民族融合的语言学佐证。

婆 姨·阿 姨

陕北方言的婆姨一词两个意思,一是指妻子、老婆;二是泛指已婚妇女。这种称谓在全国是很独特的。关于它的词源,许多研究者都指出婆姨一词源出佛教用语,是个外来词。

佛教在东汉末年(公元一世纪初)传入中国,公元四、五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在北方已蔚然成风。佛教初入中土的一段时期内,称女居士为“优婆夷”。唐·《敦煌变文·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讲经文》:“优婆塞者,近佛男也。优婆夷者,近佛女也”。优婆夷是梵语upasika的音译,在译经中常作“阿夷”或“阿姨”,三国时已有这种叫法。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,首先在西北地区扎根,由于北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扶持,开窟造像与修塔建寺之风大盛。据近来的考古调查证实,从甘肃庆阳到山西大同一线,是佛教传播的重要通道。黄陵的香坊石窟、富县的石泓寺、安塞的云岩寺、大佛寺等石窟,都是北魏至西魏时期所开凿,洛川县也发现了十余通北魏至隋初的造像碑。可以想见,当初佛教盛行时,人人信佛,家家女居士,很多人的妻子都能称作“优婆夷”,而自己的老婆以外的其他妇女,也都是“优婆夷”后来略称为婆夷。随着“婆夷”这个对女人称呼的宗教意义越来越淡,成为一种日常口语,书写时便多了个女字旁,成了“婆姨”。至于称呼老年女人为老婆,则是唐代的事了。到了宋代,也开始把妻子称老婆。老婆这个词也是从老“优婆夷”演变而来。如今,在老婆、太太、夫人、妻子都满世界叫开的时候,陕北黄土高原上依然保留着“婆姨”这一古老的词汇。

另外,“阿姨”一词,也源出佛教用语,但已没有对女居士尊称的原始意义,而成为对非亲属长辈女性的尊称了(参见王克明《听见古代》)。

赫连城家

榆林三边地区和延安城周边的老乡,把性格执拗、蛮不讲理的人叫作“赫连城家”。这句俗语的背后,包含了一个一千多年的历史典故。

赫连,指陕北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赫连勃勃。他本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后裔,叫刘勃勃。其祖先在东汉时期归附中央王朝,内迁到晋北地区,赐姓刘。他们长期与鲜卑人通婚,北方诸族称匈奴父鲜卑母所生的后代为铁伐(一作铁弗),故此部落以铁伐为号。西晋永嘉四年(310),铁弗匈奴刘虎部被晋州刺史刘昆所破,刘虎率众迁至朔方(今河套南北陕蒙之地)。经刘虎、刘豹子、刘卫辰几代,先后接受前、后赵、前、后秦官职,成为朔方一大势力。勃勃之父刘卫辰曾被前秦封为北单于。淝水之战以后,刘卫辰被北魏所杀,勃勃侥幸逃脱,投奔后秦,镇守朔方(治所在今内蒙磴口县北)。他兼并其他匈奴和鲜卑部落,势力大增,拥有10万之众,于公元407年自称天王、大单于。公元413年,正式建都统万城(今靖边县白城子),改元凤翔。因传说匈奴是夏后氏苗裔,故以大夏为国号。刘勃勃认为自己既为天子,即应与天相连,因此改姓赫连,即匈奴语“天”之意,令其所部旁系部落皆以铁伐为姓,意为钢锐如铁,皆堪伐人。

赫连勃勃久居中原,汉化程度很高,但文治却毫无称道之处,倒是凶狠暴虐,武功显赫。他以河套南北为中心,打出了南及秦岭、东到太原、西北接宁夏、甘肃兰州的广大地盘,设立了10个州、2个护军进行军事统治。《晋书·地理志》记载这10个州是:幽州(治大城,今河套南)、南台(治长安)、朔州(治三城,今延安城东周家湾)、秦州(治杏城,今黄陵县南)、雍州(治阴密,后治长安)、并州(治蒲坂,今山西永济)、梁(凉)州(治安定,今甘肃泾川县北)、北秦州(治武功)、豫州(治李闰,今大荔县李闰堡)、荆州(治陕城);又置吐京、长城二护军。其中,幽州、朔州、秦州三州在陕北地区。大夏的州级机构以下,不设郡县。所谓州,不过是统军的军镇而已,以城为主而统民。州城中居住者,多为官军兵将,城中之人凶暴蛮横可想而知。

大夏10余个州城中,有两个最有名气。一个是都城统万城。它筑于公元413年,不但雄伟坚固,历1600余年仍雄姿犹存,而且还是后来的西夏党项拓跋氏的发祥地。尽管隋唐以至北宋,统万城一直是夏州治所驻地,但人们还是把它叫作赫连城。唐·许棠《夏州道中》有“茫茫沙漠广,渐远赫连城》的诗句。另一个就是延安城东李渠镇周家湾村北的丰林故城。它本是公元407年,赫连勃勃兼并三城鲜卑后所筑的朔州城。因北周时在这里设丰林县,故现在称之为丰林故城。不过,直到宋代,人们还习惯称它为赫连城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十一载:“延州故丰林县城,赫连勃勃所筑,至今谓之赫连城,紧密如石,剐之皆火出”。这座古城历千余年风剥雨蚀,城垣轮廓至今仍清晰可辨。

赫连勃勃的残暴与治国无方,以筑统万城等城池而闻名于后世。据说,筑统万城时,土要过筛笼蒸,拌以糯米汤,再用夯筑。若夯窝渗水或被铁锥扎进,筑者就要被处死。又说,他命叱干阿利督造箭与甲,做成后由工匠互相试验,若甲被箭射穿,则做甲者死,若射不穿,则做箭者死。反正蛮横至极,无道理可讲。赫连勃勃的这些暴行,见诸于文献,也广为流传于民间,现在也仍为陕北老乡所熟知。赫连勃勃的蛮横无理和赫连城内那些凶狠残暴的故事,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。把那些性格执拗,蛮不讲理的人称之为“赫连城家”,反映了他们那些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。

龟  子·吹 鼓 手

在陕北,龟子一词的意思,一是指吹鼓手,乐人;二是指骂人的话,意为门第不高,门风不好。考察这个词的本源,当于汉代龟兹人迁居陕北有关。
    龟兹的正确发音为qiu ci ,为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,其故地在今新疆库车一带。大约在汉宣帝时期(前78—前43年),因受到匈奴或周边其它民族的压迫而要求内迁,西汉王朝把龟兹国数万民众安置在榆林市北部的陕蒙交界之地,置龟兹县,并设龟兹属国都尉进行管理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在上郡条下有“龟兹县”。唐·颜思古注曰:“龟兹国人来降附者,处之于此,故以名云。”龟兹故城在今榆林城北牛家梁镇古城滩(一说在今米脂境内),其城垣轮廓尚存。龟兹人能歌善舞,尤以吹奏唢呐等管乐见长。他们远徙异地,也可能以此谋生,当地人不知龟兹(gui zi)的正确发音,便把他们称为龟子(guizi),以至后来把乐人吹鼓手也一并称之。又因为龟兹人为外来户,为当地人所排斥,加之从事乐人这一职业,也为当地人所鄙视,或是有什么坏事,也认为是龟兹人所为,久而久之,龟子或是龟子子,便演变为一句骂人的话,如“你这个龟子子,就不干个正事。“龟子菘”一词则等于说,某个人就不是正经人(龟兹人)的种儿

麻  胡

夜深人静,瞌睡难耐,或是母亲手中活儿正忙,膝下小儿却哭闹不止。无奈之下,母亲便吓唬道:“不要哭,一声住了!你再哭麻胡(音若猫乎儿)就来了。”母亲的这一招还真灵,孩子的哭闹声果然嘎然而止。这一幕,是许多稍有年纪的陕北人都经历过的。麻胡是个什么东西,居然有这么大的震慑力?有人说,“麻胡就是狼”,母亲吓唬小孩的这句话,等于就是说“你再哭狼就来了!”其实不然。麻胡这个吓人的词,从十六国时期就有了,距今已1600多年。

麻胡本是一个人,名叫麻秋,为南匈奴羌渠部落后裔,史称羯人,又称羯胡。公元319年羯人石勒建立后赵政权,占有包括陕、甘、蒙、晋、冀、豫和淮水以北的大部分地区。麻秋为后赵的征东将军,以残暴著称,杀人如麻,令人胆栗。在麻秋征服的地区,有个习俗,“俗有儿啼,母辄恐之曰:麻胡来。啼声遂绝。”久而久之,麻秋成了杀人恶魔的代名词,因他是胡人,故称麻胡,把真实姓名也湮没了。这个俗语历代相传,流传到现在,活在老百姓的口语中。

又据《列仙全传》记载,残暴将军麻秋经常驱赶民夫服劳役,“筑城严酷,昼夜不止,唯鸡鸣少息。”麻秋有个女儿人称麻姑,十分同情民夫,常常学鸡叫,引得群鸡齐鸣,民夫便能早点休息。后来,麻秋知道了,要找女儿算帐,麻姑便逃走,“入仙姑洞学道“,后来得道成仙,便是民间广泛流传的“麻姑献寿”中的著名女寿仙,受到百姓的敬仰。可见民众的爱憎何等分明。

吹牛皮与拍马屁

吹牛皮是人们经常说的一句口头语,意为吹牛,说大话。殊不知,这句俗语最先出自陕甘宁和内蒙河套的黄河两岸,与这里的游牧与农耕结合的文化背景有关,与党项族的关系更为密切。

自隋唐以来,党项族就沿河西走廊不断内迁,定居于甘肃、宁夏、陕北、内蒙河套南北的大片地区,并建立西夏王朝。黄河横贯西夏腹地。这一段黄河,地势平坦,水面宽阔,水流湍急,成为两岸民众往来交流的障碍。过去,两岸民众兼农兼牧,牛羊遍野。人们就地取材,把整个囫囵羊皮阴干,再涂上生漆或桐油,吹上气使它鼓起来,党项语称之为“浑脱”。至今,陕北方言中仍把整个的东西叫浑笼统,乃留“浑脱”原意。十来个这样的羊皮囊排列三行,扎在木棍上,做成羊皮筏,上面能坐十来八个人。用这种羊皮筏渡河,既轻便又安全。羊皮囊较小、也柔软些,可以用人的气力吹起来。牛皮又大又厚,以人的力气是吹不起来的。如果有人说他能把牛皮囊也吹起来,就会被讥为说大话 。天长日久,吹牛皮就成为说大话的代名词,在全国传播开来,成为一句常用口头语。

拍马屁一词,指曲意奉承别人。那么,拍马屁又怎么能与奉承人联系起来呢?

著名国学大师顾颉刚先生认为,这个词也起源于西北地区游牧民族。秦汉以来,西北和陕甘宁晋交接地区经常作为安置内徙各族的“缘边六郡”,这里不时的被辟做牧场。马是游牧民族的好伙伴和主要财富,一般人家都会养许多骠肥体壮的高头大马,作为征战和代步的工具。如果有人为了夸赞和讨好主人,就会拍着滚瓜溜圆的马屁股,向主人赞不绝口。久而久之,拍马屁就成为讨好人,赞扬人的代名词。这个词经过千百年的流传,词意发生变化,含有曲意奉承别人的贬意。

而个(er ge )·如今

陕北乡间口语中,几乎听不到“现在”“如今”“这阵儿”一类的词汇。表达这个意思时多用“儿个”这个词,让外地人听得一头雾水,不得其解。其实,“而个”就是人们熟知的“而今”这个词的古音。

宋·徐铉注《说文》对“今”的反切法注音是“居音切”。宋《广韵》作“居吟切”。“居”的古汉语声母是g,跟“家”的声母一样。按这样的反切法,“今”的古音应读作gen,接近“个”的读音。所以,清代洪亮臣《泾县志》中说“今”曰“庚”。现在的广州话中把“现在”意思的词用“儿家”两个字记录,这个“家”的声母古音为g,“儿家”的读音便是er ga,和陕北话“而个”的读音十分接近。

“而今”这个词两千年前就有了,一直是“现在”的词义,但古音应读作“而个”。

《庄子·寓言》:“向也坐而今也起,向也行而今也止”。

《史记·鲁国公世家》:“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,而今又倍(背)王命而立其庶子,不宜”。

唐·《毛诗正义》卷五:“起之早晚,礼有常法,而今漏刻失节,促遽若此,故刺之”。

唐·《敦煌变文·不知名变文》:“自从浑沌已来,到而今留得几个?”

宋·普济《五灯会元》卷七《瑞岩师彦禅师》:“师喝曰:这老和尚,而今是甚时节?”又云:“一人高高山顶上,一人深深海底行。各自随方而来,同会九重城里。而今要识此二人么?”

元·朱廷玉散曲《夜行船·悔悟》:“他尽是劳成,咱都是志诚。博得个好儿名,那里施呈。而今纵有双秀才,谁是苏卿》?”

可见陕北话中的“而个”是“而今”的古音,且两千多年来一脉相承。如果用陕北话读毛泽东的词《六盘山》中的“而今迈步从头越”一句,就应该是“而个迈步从头越”了。

(参见王克明《听见古代》)

歪剌骨·瓦剌国

陕北高原北缘连接蒙地,从宋金以来,两地民众接触日益频繁。特别是明代,这里成为九边重镇之一,蒙汉人民的经济、文化交流更为密切,对双方的文化发生深刻影响。如今,陕北方言中仍保留许多蒙古语成份,歪剌姑、瓦剌国等词汇,也与蒙古文化有十分密切的联系。

“歪剌骨”在陕北方言中指不地道、不好共事者,也引伸为脚腕扭伤,走路东倒西歪的样子,如“咋你好好价咋歪剌骨儿走路?”

“歪剌骨”的译音与词义,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。

宋金时代,写作“瓦剌国”,是对说话办事不合渠道的妇女的贬称。南宋·洪容斋《俗考》云:“瓦剌虏人最丑恶,故俗诋妇女之不正者曰瓦剌国”。瓦剌系指原游牧于我国西部的蒙古部落,后统一于成吉思汗部。从西夏天庆十二年至宝义元年(1205-1226),成吉思汗曾先后五次发动对西夏的征讨,曾一度占据兀拉孩城,事见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。“兀拉孩”应是“瓦剌海”的异写。蒙古人把沙漠中的湖泊称海子。瓦剌海城在今内蒙西部阿拉善旗境内。瓦剌人的烧杀掳掠,想必对这里的人留下十分惨痛的记忆,故曰“瓦剌虏人最丑恶”,“瓦剌”也成为一句骂人的话。

元代,西部蒙古被称之为“斡亦剌”,“瓦剌国”一词也因音讹转为“歪剌骨”,为元杂剧中经常出现的一句俗语。如杨显之《酸寒亭》杂剧云:“我骂你这歪剌骨,我骂你这泼东西。你生来的兔儿头老鼠嘴,长则待吵寻是非,叫骂过日,怎好做的好人妻”。

明代,“斡亦剌”又被译为“瓦剌”。元朝灭亡后,其残余势力退居塞北,在今外蒙古地区建立北元。随着汗朝衰弱,大漠东西的蒙古族分裂成若干部。与西北民族关系密切的主要是瓦剌和鞑靼两部。瓦剌部在也先汗时期(1439-1455),曾一度崛起,企图统一蒙古各部。也先汗死后,瓦剌分裂,逐步迁徙到西域一带。不久,鞑靼部乘机进入河套地区。从天顺二年(1458)开始,鞑靼不断南下侵扰延绥、宁夏一线,迫使明王朝任命余子俊巡抚延绥,成化九年(1473),开始修筑榆林以北边墙,“东起清水茗,西抵花马池,延袤千七百七十里”。(《明史·余子俊列传》)但仍未有效阻止鞑靼的侵扰,此后百余年里,长城内外战事时有发生,令陕北人对鞑靼深恶痛绝,“瓦剌姑”一词,折射出这一段历史记忆。明·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五《词曲·俚语》:“又北人詈妇女之下劣者曰歪剌骨,询其故……云往时宣德间,瓦剌为中国频征,衰弱贫苦,以其妇女售于边人,每口不过酬钱几百,名曰瓦剌姑,以其貌寝而值廉也”。汤显祖杂剧《牡丹亭·欢娆》三十:“一天好事,两个瓦剌姑扫兴!扫兴!”

清代,“瓦剌姑”一词讹变为“歪赖货”。清·翟灏《通俗编》卷二二《妇女·瓦剌国》:“……今俗转其音曰歪赖货”。

如今,陕北话“歪剌骨”仍保留了自宋元以来的本来含义,不过字音稍有讹转,词义也有所引伸罢了。

圐圙(ku  lue)·曲连

诗人贺敬之的著名诗篇《回延安》中有“米酒油馍木炭火,团团围定炕上坐”之句。这种油馍,用软(糯)、硬两种糜子掺和在一起,捏成中空的圆圈状,再入油锅炸熟,热腾腾,香喷喷,为过年过节和平时待客的上品,老乡还管这种食品叫“油圐圙”,也有人写作“油窟帘”。

陕北老乡也把围圈起来的牲畜圈称作“羊圐圙”、“猪圐圙”。

延安南部富县、洛川、黄陵等县群众,为小孩过生日时做的一种圆圈状的白面烙馍,则称之为“曲连”。也有人把油馍馍叫作油曲连。

不管圐圙也好,曲连也罢,这些方言俗语的词源,都出自古代蒙古语。

在古代蒙古语中,“圐圙”(kuriah)之意就是圈子,又译“古列延“等。14世纪波斯人拉斯特丁主编的《史集》中谓“所谓古列延(kuriyan)是圈子的意思。当某部落驻在某地时,就围成一个圈子,部落首领处于像中心点那样的圈子中央,这就叫作古列延。在现代(16世纪),他们(蒙古人)也按这种形式布阵,使敌人和异己无法冲进来”。(美·朱学渊《中国北方诸族源流》,中华书局)。

元《蒙古秘史》中,亦在“古列延”旁注释“圈子”或“营”。可见“圐圙”为“古列延”的快读音转或异译。

至于“曲连”一词,也见于元杂曲。如《高祖还乡》中有一段逗趣的话“一面旗,白胡阑套住了迎霜兔;一面旗,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”。我们按音韵学的办法解读这段话,“胡阑”即环字的慢读,“曲连”亦即圈字的慢读。反过来,再用反切的方法,即用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拼读音,读急一些,“胡阑”就读作环。迎霜兔即白兔(玉兔),白环即是月亮;“曲连”快读作“圈”字,毕月是“蹩”字的慢读,毕月乌即蹩足的乌鸦(实为三足鸟)。红曲连,即红圈,指太阳。古代人经常用玉兔代表月亮,以三足鸟代表太阳,月亮和太阳也分别指代阴阳。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:一面旗上,有白环中的玉兔图案,是月亮旗;一面旗上,有红圈中的三足鸟图案,是太阳旗。

总之,“圐圙”是古代蒙古语“古列延”的译音慢读,本义是圈子,“曲连”是“圈”(子)字的慢读,两者同出一辙,源出古代蒙古人的营地和军阵。后来,词义逐变发生变化。陕北方言中的圐圙泛指圆圈状的东西,引伸为围圈起来的畜圈,在蒙古语中,则“蒙语指围起来的草场,现多用于村镇名称。也译作库伦”。(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圐圙条)

库  勒·栲 栳

库勒是陕北民众最喜欢、最常见的一种地方小吃,多用洋芋或萝卜擦成条丝状,或用鲜豆角等蔬菜切成段状,把以上原料拌上面粉、调料,有的也加入肉条,再入锅蒸熟即可食用。这种食品名称很多,延安及周边各县称之为洋芋擦擦,延安南部各县称之为麦饭、菜疙瘩,延川、清涧等地则称之为库勒,亦有音讹为不拉,晋北、晋西北亦曰库勒或酷累。

库勒这种食品,最迟在元代已有了。元·无名氏杂剧《村乐堂》三:“后兴,同知相公叫我到牢里问事去,着你娘做些酷累来”。又:“[正末云]……是甚饭?[ 来儿云]打你奶奶的嘴!胡说!吃了罢!什么酷累酷累”。

酷累一词应是库勒的异写,很像一个外来词的 音译。写作库勒,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远在新疆南部的库尔勒。库勒慢读,中间加个儿音,不就是库尔勒么!有的研究者认为它出自蒙古语,是奶酪之意。(王谦之《也说库累》,北京青年报 2006年5月22日)可以为此作注脚的是,南疆的库尔勒,也是巴音格勒蒙古族自治州的首府,为蒙古人的聚居地。联系上引元杂剧的记述,库勒一词出自蒙古语,当无大错。
    至于库勒一词的含义,王之谦认为是奶酪之意。王克明认为有失牵强(见《听见古代·酷累》,库尔勒在维吾尔语中则为眺望之意。这些我们都且不去争论,但它的确是一种食品,则无可非议。元杂剧中的“酷累”是什么东西,我们无从得知,但它至少比“和和饭”(即如今陕北人常吃的菜粥)耐饱一些,做起来复杂一点儿。如今,晋陕间的库勒大体可以分为两类。一类以洋芋擦擦为代表,是以菜蔬拌面蒸熟即食。另一类是筱麦面用温水调和,控成花瓣状,上笼蒸熟,佐以辅料即可,陕北和晋西北都管它叫栲栳。而这个栲栳是库勒的音讹,本是同一个东西,它可能更接近元杂剧中“酷累”的原貌。我们知道洋芋在十六世纪的明代才传入中国,那么,以洋芋、豆角为主要原料的库勒就是明代以后的事了,倒是出自蒙古语的库勒和栲栳这一食品的古老名称,却一直流传了下来。

忽 剌 海

忽剌海,又作胡拉海或糊拉,陕北方言中为性格随和,热情开朗,心胸豁达,不拘小节的人。另外,也指粗心马虎的人,其实,考究起来,这是元代流行的一句蒙古语残留。

元杂剧《陈州粜米》里有个刘衙内的儿子横行不法,人称小衙内。他到陈州粜米时克扣百姓,被张撇古指责。这个小衙内恼羞成怒,便骂张撇古:“你这个虎刺孩作死也!你的银子又少,怎敢骂我?” 据语言学家考证,虎剌孩也写作忽剌孩或胡拉海,是蒙古语中的一个词,含有骂人为土匪、强盗之意。在蒙古人统治中原时,势必也把自己的语言混杂在汉语之内,这便是陕北方言中留有不少蒙古语残余的原因。虎剌孩在长期的使用流传过程中语意发生了变化,汉语音译也出现差异。

另外,陕北人口语中常说的“老爷爷作死你!“你狗日的作死呀!”之类的话,在元杂剧中也有类似的句子,说明“作死你”一词,在元代也是蒙汉百姓的一句口头语。

解(hai)·解(xie)·解(gai)及其他

 
 
 

解字,在现代汉语中多发jie音,义项有近10个,构成的词组最多(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)。在陕北,解字还发hai(害)音、xie(懈)音、和gai(改)音。特别是发hai音时,构成的词组最多,也最令外地人费解。

如果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同一个陕北乡下老太太拉话,她听不懂,说:“你说甚哩?我一满解不下(ha)。”这时外乡人会一头雾水:“你说的啥意思?”老太太又重复一句:“你解下解不下?”外乡人很无奈:“我害怕?我为啥害怕!”老太太见状,又来了一句:“这人一满不解事!”外乡人更是一脸愕然:“害死!我害死谁了?”

在陕北话中,解字发hai音时,词义同现代汉语相近,含有了解、明白之义。它组成的词组解下、解不下、解事、解数等,则词义稍有变化。

仔细考究起来,解字发hai音,源自古语。宋代词书《广韵》训曰:解,“胡买切。晓也。”它的反切读音若“害”,词义为明白、晓得。陕北话中的解下(hai、ha )保留了古音古义。

《三国志·魏志·贾翊传》:“(曹操)问翊计策,翊对曰:‘离之而已’。太祖(操)曰:‘解’”。曹操所说的这个解,即读hai,意即明白了。

古汉语中,“懂得”的意思也说“解”。如晋·陶潜《搜神后记》卷九:“卜者曰:‘远诸侯,放伯裘。能解此,则无忧”。唐《敦煌变文·叶净能诗》:“悉知玄都观内一客道士,解医疗魅病,兼有符箓之能”。《 敦煌变文·百乌名君臣仪仗》:“陇右道出鹦鹉,教得分明解人语”。

至于陕北话中的“解下(hai、ha ),在唐代文献中已由文言“解”演变为一句民间口语。《敦煌变文·大目乾莲冥间救母变文》:“诸山坐禅解下日,罗汉得道日,提婆达多罪灭日、阎罗王欢喜日,一切饿鬼总得普同饱满”。句中的“解下”一词,意思也是“懂得”,指悟透佛理,得到解脱。

到了宋代,“解”才有了“会”的意思。宋·普济《五灯会元》卷三《石巩惠藏禅师》:“祖曰:汝解射否?曰:解射”。又卷六《洛甫元安禅师》:“是以石人机似汝,也解唱巴歌”。又卷七《罗山道闲禅师》:“师曰:还解吃饭么”。

陕北话中,“解事”(hai si)一词指明事理、解人意。如“这个娃很懂事”。这个词也屡屡出现在古文献中,意思同陕北话相近。

《南齐书·茹法亮传》:“法亮便辟解事,善于奉承,稍见委信”。

唐·杜甫《彭衙行》:“小儿强解事,故索苦李餐”。

《金史·张觉传》:“如劝农使张仅言亦朕旧臣,纯实颇解事,凡朝廷议论,内外除授,未偿得干预”。

解(hai)数一词,古语指武术套路。如无名氏杂剧《东平府》第三折:“适才衙内爹爹唤你呈几解数耍子哩”。《西游记》第三回:“你看他弄神通,丢开解数,打转水晶宫里”。元·关汉卿散曲《斗鹌鹑·女校尉》:“演习得踢打温柔,施呈得解数滑熟”。现代口语中也有“使出浑身解数”一类的熟语。解数一词,《辞海》注音为jie shu,但在陕北话中,仍保留其古音,称为hai shu,也讹为字音相近的“害水”,词义也演变为水平、名堂。如“这个人一满没个解数”或“没害水”,是说“这个人一满没水平”。又如“这个人一辈子没弄成个解数“或害水”指“这个人一辈子也没有混出个名堂”。

在陕北话中,“解”又发xie音,有解开(xie kai)一词。如“这会儿我才把那话儿解开了”。意思是这阵儿我才把那话弄明白了,反应过来了。与“解下了”一词的语义稍有不同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也收有“解xie开”一词,语义释为“懂得、明白”。如“解开这首理”,则与“解下hai ha”一词语义相若。

另外,解字在陕北话中还发gai音。把圆木锯成板材,叫解gai板,这也是古音。宋《广韵》又训“解”曰:“古隘切、佳买切”。反切音若“改”。这种古音古义在古文献中有屡见不鲜。

唐《敦煌变文·庐山远公话》:“十月满足,生产欲临,百骨节开张,由(犹)如锯解”。

宋·普济《五灯会元》卷一《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》:“马鸣却问:木义者何?祖曰“汝被我解”。

元·马致远杂剧《岳阳楼》二:“你说杏汤便有,无了板儿。三十年前解开你,都是板儿”。

陕北话中的“解”,一词多音,一词多义,多源自古音古韵。如今的现代汉语中,“解”虽然还保留了“明白”、“懂得”、“了解”的义项。(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),但已无hai的发音,也难怪外乡人对这片古代汉语的活化石的不知所云,一头雾水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 
 

 
 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 儿事·儿货·儿女子

 
 
 

陕北话中,“儿”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形容词。凡是坏的、不好的、不尽如人意的人和事物,均可呼之为“儿”。如:

“那人一满是个儿人,尽干些儿事”。

“这个婆姨,一满说儿话哩”。

“这个儿女子,一满不听话”。

“这天气可儿了,一满冷得人撑不定”。

“这个牛可儿了,一满不在犁沟里走”。

“这车可儿了,刚走几步就坏了”。

“揹石头这活可儿了,累得人腰都直不起”。

“这条河可儿了,一到夏天就发洪水”。

“这儿公共汽车,服务态度可儿咧”。

“儿”这个形容词,普通话里没有,古今词书鲜收(《陕北方言辞典》有录),其他地方人不用,仅挂在陕北人的嘴边上,随处可以听到。那么,它究竟源出何典?又为何在陕北这片窄狭的地域流行呢?

王克明先生在其《听见古代——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》一书中认为:从汉代的文字中,可以看到,“儿”的意思是坏的、不好的。这说明,古人口语里就有这个词。那时,它用于形容坏女人。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:“信方斩,曰:‘吾悔不用蒯通之计,为儿女子所诈,岂非天哉’”。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:“吕太后闻之,私独喜。面质吕媭于陈平曰:鄙语曰,儿妇人不可用,君与我何如耳。无畏吕媭之谗也”。韩信骂吕后是个“儿女子”——坏女人。吕后说吕媭是个“儿妇人”——也是坏女人”。陕北用途广泛的形容词“儿”很可能源于汉代的这个“儿”。

我倒是以为,汉代的这个“儿”还是源自更早一些的《山海经》中之“贰负”或“贰”。

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:“贰负之臣曰危。危与贰负杀窫窳,帝乃梏之疏属之山”。

《山海经·海内北经》:“鬼国在贰负之尸北”。

上引两段话是说,黄帝把贰负囚禁在疏属山。鬼国(鬼方)的位置在贰负囚禁地的北方。

疏属山在今绥德城内。这里也是古肤施之地。肤者,大也;施者,移也(《毛诗传》)。相传战国时,赵国灭了白狄人建立的中山国,又把中山王和他的遗民迁移回陕北故地,因命其地曰肤施。鬼国又称鬼方,为商代北方的一个小方国,曾与商王朝有长达三年的战争。其范围大体包括今河套南北的蒙、陕之地。贰负的故事就发生在陕北的大地上,并长期六在人们的记忆中。宋代的《太平御览》中,还辑录了这样一则故事:“汉宣帝上郡发盘石,石室中得一人,跣踝披发,反缚,械一足。时人不识,乃载之长安。帝问群臣,莫能知。刘子政(刘向)曰:此乃贰负也。上大惊”。这个故事虽然荒诞,但也确实反映出贰负之故事在陕北的影响之深。

由于贰负的暴虐与不忠,所以“贰”字也有了背叛、二心、不好、坏等多项意思。如“贰臣”即叛臣。“贰人”即指贰负一样的人。大概到了汉代,因为同音转借,“贰人”才演变为口头语中的“儿人”。称呼坏女人即为“儿女人”、“儿妇人”。

如今,虽然陕北话中的形容词“儿”有与汉代口语“儿女子”“儿妇人”相近的义项,但仍有一些俗语中残留“贰”的影子。如:

“二流子”:《辞海》二字条释义:原是我国陕北方言,通常指不从事生产,游手好闲的人。注意,这里特指“陕北方言”。

“二杆子”:指办事呈强,说话冒失的人。

“二圪梁”:也作二梁子,指不通人情事理的强横之人。

“二道毛”:指再婚男人。(上引见《陕北方言词典》)

这些有关“二”的词条,都和贰负脱不了干系。“二流子”即是贰负之流。由此派生出“二杆子”“二圪梁”“二道毛”等俗语,只是词义稍有变化而已。由此,我愈加相信,陕北话中的形容词“儿”,最初应出自贰负的故事,并仅在陕北一带流传使用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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